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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西安事變紀念館心得體會四篇篇一

1932年1月18日，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會戰(zhàn)開始。

1932年3月9日，偽滿洲國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國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軍隊侵占山海關。

1933年2月21日，十萬日偽軍進攻熱河省，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率東北軍望風而逃。

一樁樁一件件，都是蠻橫的日本侵略者在中華大地上橫行無阻。而當中國大好山河屢遭肆虐之時，中國的統(tǒng)治者蔣介石卻對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國的企圖屢加容忍、妥協，在內戰(zhàn)的“舞臺”上”大方異彩。

1932年5月5日，簽訂《淞滬停戰(zhàn)協定》。

1933年5月5日，設立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準備對日交涉停戰(zhàn)。1933年5月31日，簽訂《塘沽協定》，將華北置于日本的監(jiān)視之下。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挾簽訂《何梅協定》出賣了河北省、察哈爾省的主權。1935年10月，蔣介石同意了日后成為日本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行動綱領的“廣田三原則”。

1933年7月，蔣介石以“破壞整個國策”的罪名破事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首領馮玉祥離開同盟軍總部，方振武出國，孫良城解甲歸田，而吉鴻昌更是被殺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開始，蔣介石與兩廣的矛盾險些釀成內戰(zhàn)，他無視兩廣的北上抗日請求，還不斷分化、脅迫、收買，使寶貴的抗日浪潮消解于無形，雖然兩廣的這個“抗日”口號只是借口，但這在當時的中國還是難能可貴的。

1931年開始，蔣介石就不斷督促東北軍圍剿紅軍，擴大內戰(zhàn)范圍和程度。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蔣介石就不斷無視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提議，依舊對紅軍步步緊逼。

一樁樁，一件件，在我看來，中國遭受的災禍不僅是來自急于擴張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來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蔣介石及其控制的國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蔣介石在顧維鈞就任外交部長職務宣誓會上的訓詞中公然聲稱：“攘外必先安內，統(tǒng)一方能御侮，未有國不能統(tǒng)一而能取勝于外者。故今日對外，無論用軍事方式解決，或用外交方式解決，皆非先求國內統(tǒng)一不能為功”。不可否認，“攘外必先安內”在某些情況下是非常正確而有效的，不過我認為在20世紀三十年代抗日戰(zhàn)爭情形緊迫，日軍不斷對中國進行蠶食之時，進行對外戰(zhàn)爭維持中國的存續(xù)遠比用內戰(zhàn)緩慢安定國內形勢更為重要。蔣介石為了“安內”而對日本的妥協，使日本的胃口越來越大，對中國的侵略越來越肆無忌憚。在當時來看，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來自日軍的進攻、日本的擴張，而不是來自中國國內鮮能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造成重大影響的反對勢力，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與其紅軍。蔣介石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國當時的矛盾已由國內各勢力間的政治矛盾轉移到中日間的民族矛盾，他只是為了一己私利，只想肅清國內的反對勢力，成功地鞏固自己對中國的統(tǒng)治、控制。而這，從愛國主義的角度上看，是與之完全背道而馳的。一個國家的統(tǒng)治者，若不堅定地奉行愛國主義，并把它作為行動的準則，不能在國家危難之時保護主權、領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權利，他還能稱作、還配成為一位國家的統(tǒng)治者、領導人嗎?我想這是不可能的。

愛國主義，是一種對國家、民族的深度信賴與忠誠，是一種對國家的認同感，是一種保留國家存續(xù)的強烈意愿，它暗示著個體應將國家利益置于個人與團體利益之上。在20世紀三十年代的動亂時期中，愛國主義我想就深切地表現在保護祖國不受外敵入侵上，它應該以國家的安全與利益為最根本，旨在維護國家的存在，因此損害國家力量的內戰(zhàn)是不被允許的。在被日本大肆侵犯，國家處于生死存亡關頭之時，奉行愛國主義，便應該集合國內所有的愛國志士，所有的可以保護國家的力量，進行抵抗和驅逐的戰(zhàn)斗，而不應該繼續(xù)內戰(zhàn)，把“攘外”的珍貴力量都無謂地消耗在了內戰(zhàn)的無底洞中。這種論調可能有些極端與短視，但當國家不復存在時，再長遠的考慮也都只是鏡花水月。因此，真正的愛國主義，便是拋卻個人利益，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維護國家安全與利益。

對蔣介石來說，便是“攘外”大于“安內”。

蔣介石做不到奉行愛國主義，但有更多的國民與將領可以做到。于是，西安事變便是在這種愛國主義的背景下轟轟烈烈地開始的。

日軍侵略我吉林省和黑龍江省，遇到不執(zhí)行蔣不抵抗命令的東北軍將士的頑強抵抗。

日軍進攻錦州，戍守的東北軍將士堅守不退，直到彈盡糧絕。

日軍進犯上海，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十九路軍拒絕蔣介石的撤退命令，奮起抗擊日寇侵略。

日軍進犯長城各口，二十九軍給日軍以沉重打擊。

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領導的察哈爾抗日同盟軍成功地收復部分領土。中國共產黨派遣一大批優(yōu)秀黨員進入東北組織抗日游擊隊，給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擊。

從九一八事變開始，南京、天津、漢口、青島、太原、長沙等地的工人掀起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

青年學生更是成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急先鋒與主力，起了起了宣傳者、鼓動者和組織者的作用，各地大量的罷課、請愿活動甚至直接參軍顯示青年們高昂的抗戰(zhàn)意愿、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緒。

雖然蔣介石極力組織，但抗日救亡運動還是愈演愈烈，人民大眾的愛國主義思想是不能被阻礙的，順之者昌，逆之者亡，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及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一周年的紀念更是成為西安事變的直接導火索，讓“逆之者”蔣介石嘗到了被囚禁的痛苦和無奈。

一個有血性的國家，一個能長遠存續(xù)的國家，她的大量的國民必定有著強烈而堅定的愛國主義思想。當國家的安全受到威脅，人民的生活不能保證時，愛國主義勢必會爆發(fā)出驚人的力量，在無數愛國的人民的支持下。整個國家愛國主義的實現，必定是存在于一個龐大基數上的，有一個龐大的充斥著愛國主義情緒的人群，愛國的思想才會深入到國家的行動上去，而一旦有這個龐大基數的存在，愛國主義便是不可以阻擋的，它就會利用國家的一切力量，不論它們之前是友善還是敵對，去抗擊侵略者，維護國家的安全與利益。

西安事變有一種必然性，它無關張學良還是楊虎城還是某個其他的將領，它是因國家、國民的愛國主義而必然也必須發(fā)生的，它是當時廣闊的被愛國主義思想籠罩的背景下的必然產物，它是龐大的愛國人群傳遞愛國主義思潮、進行愛國主義運動的必需結果，它是全民愛國主義的一種深刻而直接的表現?！叭镣狻痹趷蹏髁x的渲染下必然大于“安內”。

因此，我認為愛國主義的存在和實現需要一個龐大的基數，只有大量清醒的愛國人群，統(tǒng)一而激烈的活動才能讓愛國主義不會消失、不被篡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