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和文化載體的雙重角色，參與了時代建構(gòu)工程，推動社會進步。閱讀下列材料：
材料一近代知識分子不幸生活在一個內(nèi)憂外患相交織的時代，從傳統(tǒng)文化背景走出來的他們帶有深深的傳統(tǒng)的烙印。勉力經(jīng)世的社會責任感使他們自覺充當“社會良心”的角色，憂患意識又促使他們自覺入世，進行人生體驗。我們把曾國藩和康有為作為近代不同階段上層知識分子的代表。
——摘編自于淑敏《從人名符號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材料二梁啟超說：“洋務派譯出各書，多二十年之舊籍，彼中人士已吐棄不道，且屢經(jīng)筆舌，每失其意。”“彼中群學，日新月異，新法一出，而舊論輒廢”。他批評一些講洋務的人，“其于西政非不少有所知也，而于吾中國之情勢政俗，未嘗通習，則其言也，必窒礙不可行。”康有為想要仿效俄國、日本的“以君權(quán)雷厲風行”，至于俄國、日本的變法“條理雖多”，也只是適當進行選擇。
——摘編自湯志鈞《戊戌維新與學習西方》
完成下列要求：
（1）據(jù)材料一，概括近代知識分子的主要特點。結(jié)合所學知識，分析這些特點形成的原因。
（2）據(jù)材料二，分析維新思想相對于洋務思想的進步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