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游戲讀后感1000字，走進藝術家的生活，我感受到了藝術的氣息;走進戶外運動家的生活，我感受到了山水的氣息;走進作家的生活，我感受到了書香的氣息。以下是可圈可點網為大家整理的最新讀美國《饑餓游戲》有感：科幻作家影響未來資料。希望對你有所幫助，歡迎你的閱讀。

讀到有關未來的故事，人們總會去想它究竟會不會變成現(xiàn)實。進入新世紀后，常聽有人失望地抱怨“怎么會飛的車還沒出現(xiàn)?”，可見以目前的科技水平，仍然還不足以做出二十世紀初那些科幻作品中的最酷炫的事物。

但是科幻作品的任務并不是預言未來，它只是提出一些可能的設想。作家們或許會覺得未來故事比較好寫，因為誰也不知道將來究竟會怎么樣。未來就像一個黑匣子，“不用害怕矛盾，想怎么寫都可以。”著名詩人兼小說家厄休拉.勒奎恩在采訪時如是說。“未來就仿佛一個安全、無菌的實驗室，可以隨便試驗各種想法，”她比喻道，“是一個思考現(xiàn)實的途徑，一種方法。”

有些作者確實用這個實驗室做出了一些可行的未來，設想以目前的社會趨勢與已有的科技突破將把我們引向何方。譬如首創(chuàng)“賽博空間”概念的威廉.吉布森，他在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驚座四方的作品，描繪了一個高度聯(lián)通的全球化社會，日常生活中到處是危險的黑客、賽博戰(zhàn)爭以及激烈的真人秀。而其他作家則將未來寫成一個隱喻。像勒奎恩就在她1969年的獲獎作品《黑暗的左手》中遙想了一個世界——那里生活著一群經過基因改造后的冬星人。借此，她探索了一個沒有性別差異的社會會是什么樣子。

科幻作品的廣度跨越了幻想與現(xiàn)實，它與科學之間既有互惠的關系也有矛盾的地方。有些寫手會在動筆之前嚴謹?shù)夭殚單锢?、計算機方面的最新進展，而也有些人為了服務情節(jié)，會自行發(fā)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例如勒奎恩的超光速通訊器"安賽波")。還有的則像H. G.威爾士那樣，用時間機器將讀者帶到未來親眼見證人類的毀滅，然后引發(fā)出一場社會輿論。

很多時候，往往是那些看似奇怪的點子反而得以付諸現(xiàn)實。這可能與科幻作品的影響力有關。對于具有一定科學素養(yǎng)的讀者，藝術能夠點亮他們幻想的火花，然后反過來幫助實現(xiàn)作者的設想。儒勒.凡爾納在他1865年的小說《從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光能飛船;而今天，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們都在忙著研究太陽帆。

Jordin Kare是為一位天體物理學家，供職于位于西雅圖的LaserMotive科技公司，他在激光的理論與實踐、太空電梯以及光能推進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他在采訪時說自己很感激科幻作品帶給他的人生與事業(yè)方面的影響。“我從事天體物理學的研究是因為我對宏觀尺度的宇宙很感興趣，但我報考MIT，卻是因為羅伯特.海因萊因的小說。他那本《穿上航天服去旅行》的主角正是MIT的學生。”Kare承認自己是一個活躍的科幻小說迷，他說：“在科學領域，最富探索精神的人總是會跟科幻界保持聯(lián)系。”

微軟、谷歌、蘋果以及其他公司常常會邀請一些科幻作家為旗下的員工舉辦講座，然后安排他們跟研究部門的開發(fā)人員私下會見。“設想(design fiction)”——即技術公司為搜羅新點子而向外界發(fā)起征文的過程——正是當今社會科幻與科技之間密切關系的完美體現(xiàn)。有些機構還會雇用作家專門創(chuàng)作“What-if”類型的故事，用以探索具有潛在市場的產品。

“我真的很喜歡‘設想’，或者說‘雛形創(chuàng)作’。”小說家科利.多克托羅向雜志透露道——迪士尼和樂購都是他的客戶。“公司為一項科技產品的可行性舉辦征文大賽，這事不足為奇。就像建筑師為一棟樓房制作的效果圖。”多克托羅在一家軟件企業(yè)工作，對兩邊的工作流程都很清楚。“我參加過一些工程研討會，會議上我們經常會爭論產品投用后會怎樣。而這時候，寫部小說就是個挺好的辦法。”

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科幻界對于未來的態(tài)度可以說是相當積極的。大家都認為科學發(fā)展能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但在接二連三的戰(zhàn)爭以及原子彈現(xiàn)世之后，科幻界的情緒有了巨大轉變。故事走向越來越暗黑，科學不再是救世主。

而近些年來，反烏托邦主題也變得越來越突出了。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社會中大部分人并沒有感受到科技發(fā)展的好處。雜志采訪了知名評論家、《科幻百科全書》編輯者之一的John Clute, 他引用了勃蘭特.羅素在1924年發(fā)表的讖言：“羅素曾說‘我擔心科學終會被統(tǒng)治者們利用，而非造福人類’。而我們今天要的擔心是，這個世界是不是已經被利益既得者占據(jù)了統(tǒng)領地位。”

暢銷書作者金.斯坦利.羅賓森(代表作《火星三部曲》, 《2312》，《薩滿》)亦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他說蘇珊.柯林斯的《饑餓游戲》展現(xiàn)的正是這種狀況——富有的統(tǒng)治階層利用無情的角斗游戲，在人群中散布恐懼和無助情緒，壓制窮人們的反抗念頭。“科幻作品反映了當下的人們對未來的予感，”羅賓森說道，“這就是為何30年代、40年代以及50年代的作品都很有‘抱負’。人們曾以為未來不論如何都會比當下更美好，但現(xiàn)在他們不這樣想了。富人占據(jù)了十分之九的資源，剩下十分之一給我們爭食。如果我們反抗，他們就以階級斗爭搗亂者的名義鎮(zhèn)壓我們。他們過著無比奢華的生活，玩弄我們，而我們只能忍受饑餓，自己打自己人——這就是《饑餓游戲》的畫外音。這部作品能夠在市面上造成轟動反響是理所當然的。”

威廉.吉布森認為將科幻作品直接分成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兩個陣營是沒有意義的。盡管他在1984年創(chuàng)作的首部賽博朋克小說《神經漫游者》中構建了一個資源短缺、適者生存的未來，他卻并不覺得自己的作品是悲觀的。“我走的是自然主義路線，”他說道，“我以為自己在80年代還沒達到反烏托邦的地步，我寫的不過是一個走出冷戰(zhàn)后的世界罷了——雖說那時候即便很多聰明人都覺得難以想象。”

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這個選擇常常取決于作者是否對未來抱有希望。比如羅賓森，總是關注反烏托邦方面宏大、嚴肅的潛在議題，諸如核戰(zhàn)爭、生態(tài)危機以及氣候變化等等。不過他并沒有向絕望妥協(xié)，而是在經過細心的科學調研之后，提出了一些精妙、現(xiàn)實的解決方法。正如他在自己作品中的話：“好吧，至少我們可以選擇善待世界。”

尼爾.斯蒂芬森是一位涉獵廣泛的小說家，曾寫過《飛越修道院》、《瑞密德》等很多反烏托邦主題的作品。而現(xiàn)在，他開始號召作家們?yōu)楦鄻酚^的、可以實現(xiàn)的未來進行創(chuàng)作。斯蒂芬森同時也是一位未來主義者、一名技術顧問，他的意圖非常明確——激勵年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為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拿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像金.斯坦利.羅賓森、Greg Benford和Jim Benford兄弟都已經開始往好的方面看了。”斯蒂芬森說道。他同意吉布森開創(chuàng)的賽博朋克題材“打開了新世界大門，對科幻藝術貢獻巨大”，但他也坦露，賽博朋克在無意中限制了大眾媒體的思維。“當你今天跟一些電影導演聊起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很多人都仿佛還像三十幾歲的青年那樣沉浸于《銀翼殺手》，認為那才是真正的酷炫。但我們真的需要從那種心智階段中走出來。”

2012年，斯蒂芬森加入亞利桑那大學的科學與想象力中心(CSI)，參與了一個名叫“象形文字(Hieroglyph)”的項目。該項目基于網絡，旨在提供“一個作家、科學家、藝術家和工程師們可以協(xié)作的空間，集結雄心壯志，攜手共建未來”。項目的第一個成果是一本文集，標題為《象形文字：展望未來的故事與藍圖》，將于今年九月由哈珀.柯林斯出版。CSI的部門總管Ed Finn介紹說，這本文集囊括了多位知名作家以及新晉寫手的作品，鼓勵他們“突破自我”，嘗試不同風格。而對于讀者也是一樣。Finn預測，那些從未試想過這部作品中提出的問題的人，將會成為《象形文字》的核心讀者群。他說：“我希望他們能夠將自己置身于這些未來。”

小說集涉及了許多宏大的疑難問題。例如斯蒂芬森在故事里搭建了一座15英里、高度直達平流層的鐵塔，可用于節(jié)省太空飛船發(fā)射的燃料。Madeline Ashby擬將博弈機制應用到美國的移民問題中。而科利.多克托羅則提出可以利用3D打印技術在月球上進行建筑活動。

當然這當中也潛存著一個挑戰(zhàn)，那就是——并非所有的問題都有可行的解決方案。何況作家們所做的也不過是紙上談兵。“樂觀人士認為廉價核能、超級計算機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特德.蔣(姜峯楠)說道，他在《軟件體的生命周期》等作品中曾探索過智能的特性。“但是強大到難以置信的電腦，并不及得上大型工程那樣激動人心，因為計算機領域的成果總是平凡而抽象的。”

在MIT的媒體實驗室，Sophia Brueckner、Dan Novy這兩位講師注意到，很多新來的學生居然從未接觸過科幻小說。“我以為這可能跟他們都是好學校出來的尖子生有關。那里的老師總說科幻是兒童讀物，不值得花時間讀，”Novy說道，“他們需要努力爭取好成績。因此除了學校要求的讀書筆記作業(yè)以外，估計不會有剩余的閱讀時間。”

去年秋天，Brueckner和Novy開設了一門名叫“從科學幻想到科學工藝”的課程，教學大綱上羅列了一堆科幻小說、科幻電影甚至科幻游戲。老師要求學生們在讀完書單之后設想出一些切實可行的科技產品，并且要與相應的社會背景結合起來。其中有一件學生作品，受到吉布森《神經漫游者》某場景的啟發(fā)，搭建了一個裝置。這個裝置可以通過電極以及無線技術，讓一個人刺激旁邊另一個人的肌肉，使他做出與自己相同的手勢。年輕的設計者們認為他們的模型可以應用到現(xiàn)實世界中，比如讓理療師協(xié)助中風病人恢復四肢能動性。不過Novy也提到了一些課堂上的關于倫理方面的深入討論。例如這項技術在吉布森的小說中是被用于剝削人們的性需求，讓他們變成了遠程遙控的行尸走肉。

很多新興科技的研發(fā)人員并不了解科幻。對此，Brueckner表示感慨萬分。“生物技術、基因工程都在不斷更新發(fā)展，你可以看見像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一些反烏托邦作品就是聚焦于那些科技的。”她說道。“幾十年來，科幻作家們都在深入探討這些話題，我覺得那些作品的地位和研究報告一樣重要。”

最好的科幻作品可以活絡思維。它不僅能夠啟發(fā)我們，更能迫使我們去思考當下所作所為一切可能的后果。Samuel R. Delany是一名出色的、涉獵廣博的作者。他建議人們可以將科幻藝術作為一個應對未來的有效對策：“世界各國的科幻作品讓我們通過想象，適應了現(xiàn)實世界中的變化。這其實是一種思維演練。因為有時候，世界的變化異常劇烈，令人措手不及。但讀完小說之后，我們就不會總是那么大驚小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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